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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对台湾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9-09-19 14:2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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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中国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抛弃了台湾同胞,而也因此台湾人只能以台湾的名义反抗日本。即对日本人讲,不过因为实力差距很快被,平定后日本采取了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即采用柔性统治而非在中国大陆实行的掠夺式统治,也因此赢得了台湾很多人的民心。如果你看过海角七号就知道,台湾人对于日本人的统治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

  展开全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日本出兵驻台湾(注:此过程中遭遇台湾民军和不愿意撤走清军将士的强力抵抗,死了很多人。)于是台湾沦落……

  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利后,日本向中国以及所有的同盟国投降,归还东三省以及台湾澎湖列岛……国军进驻台湾,现在台湾为什么这么发达与陈诚是有直接关系的(他的“三五七减租计划”)。

  影响就是日本进驻台湾是想把台湾的土地和劳动力据为己有,所以发展单一经济,但是就不同,进驻台湾后积极谋求台湾发展,要不台湾早被解放军攻下来了……

  113年前,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两只舰队遭遇了,于是“车错毂兮短兵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黄海海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万顷波涛之中,两军搏杀了近五个小时,北洋海军英勇奋战、视死如归,谱写了甲午战争史上慷慨悲壮的历史悲歌。

  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在世界近代海战史上是罕见的。就双方的兵力损失情况而论,中方损失无疑是大于日方的,“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2)而日军只有五舰受创,无一舰沉没。相较之下,虽然北洋海军最后迫使日军撤离战场,粉碎了日军的企图,但是从战场的损失情况和实际效果来看,此役北洋海军在战术层面上确是失败了。

  如果说在1894年九月间发生的这场激战中北洋海军尚有搏杀的勇气的线日的最后覆灭就不能不说是一首挽歌了。“2月17日上午8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以松岛舰为首舰,本队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等舰紧随其后,第三、第四游击队殿后,从百尺崖起航,成单纵阵形,各高悬军旗,鱼贯自北口进,徐徐入威海卫港。”“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十舰,皆降下中国旗,而易以日本旗。唯一的例外是康济舰,其舰尾仍悬黄龙旗。因为这是留下来载送丁汝昌灵柩的。……4时,康济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沈寿昌、黄祖莲等灵柩6具,以及陆海将弁和洋员,在汽笛的哀鸣声中,迎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卫港,向烟台港驶去。”(3)北洋海军就这样覆灭了,中国的海军梦也在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化作云烟。究其原因,应该说是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实力的差距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鸿章说过:海战唯恃船跑,“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4)从整个甲午战争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对比来看,可以说是正是略逊一筹,故而姑且不论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从武备一方面看,北洋海军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综观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联合舰队在很多方面与北洋海军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具体分列如下:

  5)平均航速:日军的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分别是北洋海军的1.006倍和1.252倍

  当然,北洋海军在个别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在铁甲舰数量方面,北洋海军就占据着4比1的绝对优势,而在30公分以上口径重炮和20公分以上口径大炮这两个方面也分别具有8比3和2比1的优势。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北洋海军处于明显的劣势。对此,英国斐利曼特海军中将曾评论说:“为比较两军实力计,但以参与黄海战斗之军舰而事对照,已可得起正确结论矣。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航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该国军舰除赤诚外,性能约略一致,舰体大小由二千二百吨至四千二百吨,俱为甫竣工之新锐舰。中国方面,虽有定远、镇远两二等战舰,吨位各七千四百吨;其次经远、来远两舰,吨位亦各二千九百吨,但不过虚具装甲巡洋舰之名而已。其余各舰,或吨位小,实力弱,或舰型不称,装备不当。”(6)

  虽然,黄海海战交战双方舰只并未涵盖两军所有舰只,但是基本上包括了中日海军的主力,因此,我们从黄海海战中中日两军实力的差距中就可以基本上明了1894年前后中日海军这种实力上的悬殊。然而,是否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格局呢?

  中国自古就有水师,唐宋以后,中国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一度具有领先世界的水平。尤其是1405-1433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未有之壮举。真可谓“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7)然而有清一代,西方各国的航海造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海军相关体制和战略思想也逐渐近代化。在一二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的海军向近代海军的转化过程。而此时的中国水师仍然沿袭了历代的固有体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所谓“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初,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至光绪间,南北洋铁舰制成,始别设专官以统率之。”(8)由此可见迟至光绪年间,中国仍然尚未完成由古代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型。

  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初创,《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同治初,曾国籓、左宗棠诸臣建议设船厂、铁厂。沈葆桢兴船政于闽海,李鸿章筑船坞于旅顺,练北洋海军,是为有海军之始。”(9)可见,中国海军的创建,当在咸同之际,而真正完成,恐已到了光绪初年。下面我们用一些重要的时间点粗略勾勒以下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海军的发展脉络: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丰疏言购吕宋国船一艘,驾驶灵便,足以御敌。旋谕隶水师旗营操演,并谕绅商多方购置。是为海军购舰之始。

  ·咸丰六年(1856年),怡良疏言,允英国司税李泰国之请,置买火轮船,以剿粤匪。旋隶向荣调遣。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籓于安庆设局,自造小轮船一艘。(自造轮船之始)

  ·六年(1867年),李鸿章迁虹口制造局于高昌庙,建船坞,名曰江南制造局。……是年,瑞麟向英国订购六兵船。(江南制造局之始创)

  ·光绪元年(1875年),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船政制元凯兵船成。以扬武练船令学生游历南洋各处,至日本而还。寻谕南北洋大臣筹办海防。令总税务司赫德赴天津,与李鸿章商订购英国二十六顿半、三十八顿半之炮船各二艘,专备海防之用。是年,沈葆桢购法国威远兵船。(至日本宣扬武力)

  ·二年(1876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派学生,分赴英、法各国,入大学堂、制造局练习。此为第一届出洋学生。是年,船政制登瀛洲、蓺新两兵船成。制造局制金瓯小铁甲船成。(自造小铁甲船之始)

  ·三年、四年(1877-1878年),泰安、威远、超武兵船亦成。沈葆桢疏请各省协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万,专储为筹办海军之用,期十年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枝,犹恐缓不济急,请以四百万先解北洋,俟成军后,再解南洋。(筹办三大海军力量)

  ·六年(1880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旋以在德国船厂定购之定远、镇远二铁舰。(订购两艘二等战舰,即定远、镇远二姊妹舰)

  ·十四年(1888年),海军衙门奏定官制,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经制外委等官。是年,在英、德厂所造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来华。英百济公司所造出海鱼雷快艇亦告成。六月,台湾番民叛,命致远、靖远二舰往剿平之。(海军衙门设立,同时自英、德购进四艘铁甲或半铁甲之巡洋舰)

  ·二十年(1894年),船政制通济练船成。订购英国炮舰一艘,命名福安。二月,镇远、定远二舰置新式克鹿卜快炮十二尊。四月,朝鲜内乱,北洋遣兵舰往剿。五月,与日本兵船战于牙山口外,济远船伤,广乙船沈,操江船失,载兵之高升商船亦沈。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黄海海战)

  ·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以师船攻威海,定远、镇远各舰亦失,丁汝昌败死。(北洋海军覆没)(10)

  “日本古无海军,安政二年六月,和兰人始献蒸汽船,德川将军家定遣矢田崛景、藏胜麟太郎等于长崎就和兰人学操汽船术,复遣榎本釜次郎、赤松太三郎等往和兰国习海军法,又购观光舰于和兰。……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11)

  ·1872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1月28日,根据“全国皆兵主义”,颁布《征兵告谕》,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用普遍义务兵役制,来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告谕中规定:“全国四民男子年达二十岁者,悉宜编入兵籍,以备缓急”。同时,设海陆军。兵役制的改革是明治政府加强军事力量,准备对外扩张的重要措施之一。表明日本向军国主义道路的迈进。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但当时日本海军力量仍很薄弱,总共大小舰船不过十七艘。(12)

  ·1874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日本侵略台湾的失败,使明治政府“痛感舰船之不足,向英国定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舰”(13)“这是海军省设立后向外国购置新舰的开始”(14)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经过十五年的大力扩充和苦心经营,到了1882年(光绪八年、明治十五年),日本已拥有“舰船十二艘,兵员八千九百九十五人”(15)的一支海军力量。

  ·日本政府制定了从1883年(光绪九年、明冶十六年)开始的八年造舰计划。

  ·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冶二十一年),西乡从道又提出《第二期军备扩张案》,这是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其中包括建造海防舰以下四十六艘的五年计划。

  ·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海军拥有完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计二十五艘。合计五万余吨(16)

  ·1892年(光绪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向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

  ·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谕节省内廷经费。六年间,每年拨给造舰经费三十万元。又命令全体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外,在此期间,一律缴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造舰费。并决定扩大原计划之军舰制造费。计划在七年中,以一千八百万元的巨款,建造铁甲战斗舰二艘、巡洋舰一艘、通报舰一艘。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以军港为中心,将全国海岸划成五个海军区。每一海军区设一海军镇守府。计:第一海军区:横须贺;第二海军区:吴第三海军区:佐世保;第四海军区:舞鹤;第五海军区:室兰(未定)(17)

  ·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海军舰船的编制是,以松岛为旗舰,合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编为常备舰队。其他舰艇则分属于各镇守府。

  综合中日两国海军发展的历史,我们选取1888年这个时间点作为参照,不难看出,此时中国海军较之于日本海军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具体如下:

  而日本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1869年(同治八年、明冶二年)“版籍奉还”之后,长州、萨摩和土佐三个藩,把所属之全部军队交给明冶政府管辖,以补充正在创建中的天皇军的基本队伍。为了发展海军事业,同年在东京开设了海军学校,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海军大学和海军工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聘请英国军官任教。并选派许多学员到英、美各国实习。(39)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40)为了培养海军人员,日本政府分别在吴港、广岛、横须贺等地设立海军兵学校、海军驾驶学校、海军造船工业学校、海军炮术练习所、海军水雷术练习所等等。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决定于东京设立海军大学校,规定“兵学校、水雷部、驾驶学校等毕业之学生可入大学校高等科学习,学期为两年”。(41)此外,在东京和大阪、函馆设商船学校。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颁布了《海军兵学校官制》,其第一条规定:“海军兵学校为教育海军将校的学生之所”,办学宗旨是培养海军军官。1889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了《海兵团条例》,在各镇守府设海兵团,负责各海军镇守军港的守卫兵员,军舰水兵的教育训练和新兵征集的工作。(42)关于海军兵学校,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里有详尽的描述:“兵学校有校长、教师、助教。学舍分三种,一曰幼年,二曰壮年,三曰专业,幼年取十九岁以下、十五岁以上,在学以五年为期。壮年取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在学以三年为期,专业则不论长幼,不拘年限,每年四月海军召募生徒,有愿学者具状上申,每年八月入校,入校之始有检查之法,筋骨强壮与否、能作书与否……各分其等级,第其浅深而受业焉。……校中分官学生、私学生二类,官学生于入校之始自呈誓文。愿终身从事海军,不营他业,费用皆由官给。……官学生成业后,拔其尤者使留学泰西诸国,亦有别遣士官附居使馆以时考究他国兵制,或遇战争,如近日荷兰亚齐之战,普佛之战,俄土之战,皆特遣官吏俾往观焉。”(43)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日本不仅海军教育制度兴起较中国早,而且从规模和完善程度来看,也比中国略胜一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培养体制,能够源源不断的为海军输送人才,这一点对于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就中日双方海军的发展环境而论,无疑日方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共同遭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威胁。中国经历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日本经历了1853年美国内佩里舰队的叩关。中国和日本都被迫打开了国门。然而之后发生的情况确是截然不同的。

  “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44)的确,日本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戊辰战争和大政奉还之后,日本的明治天皇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变革使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逐步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赢得了主权的独立。“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日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45)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正与此相反,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不断加深。经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19世纪70-80年代的边疆危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巨大损失,同时也承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鸦片战争为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为1670万两——其中英国850万两,法国820万两)此外,在1851-1864年间中国还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农动给清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花费了清廷数亿两军费,这样巨额的花费与空前规模的破坏无疑也对于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实力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内部环境,就外部环境而论,中国处在远东利益和核心地区,时刻处在列强环伺的状态之中,诸列强出于自身在华利益的考虑根本不可能允许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日本则不同,其处在远东利益的边缘地区,而且列强之间由于存在诸多矛盾,也都希望利用日本的扩张来限制其他势力,因此对于日本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为日本这一时期的军备扩张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并非偶然,其有着十分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由于资料不足,本文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深入探究,只是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理一个大概的思路出来。总而言之,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是体制、经费、重视程度、战略理念、教育制度和国内外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分析这一问题,应该站在一种全面客观的角度上,甲午海战的最终失败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为慈禧太后、李鸿章、丁汝昌等个人的因素,我以为,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失败实是19世纪后半期的数十年间中日分殊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够左右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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